厦门保利2018年春拍这些古董瓷器邀请您来估价?看鉴

  国内春拍陆续接近尾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拍卖公司会在七月在进行春拍的结束曲,其中厦门保利便是其中一家,本次春拍并没有特别大的宣传,依旧保持着稳步发展的节奏,笔者特意将 保利厦门2018春季拍卖会 玄览—重要古董器物专场.中的10件古董瓷器给大家做一个估价小测试,看看您自己可以对几件?也欢迎大家分享朋友圈,让更多人参与整个小测试!

  此瓶整体呈六方形,侈口,长颈,折肩,鼓腹下渐收,至圈足外撇。釉面温润细白,青花苍翠欲滴,纹饰以肩为界,颈部绘折枝花卉纹,每个棱面各饰一枝;腹部则以折枝花果纹为主体,分别为佛手、石榴、寿桃等,以寓「福禄寿」三多之意。所绘诸种祥花瑞果,丰茂繁盛,雍荣华贵。圈足内墙陡直,足端宽平,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雍干时期,审美风尚以宫廷的审美意趣为重,而胤禛父子的喜好体现为尊崇法古与摹古的同时对西洋的文化因素亦积极汲取和使用,强调采古补今,中西合璧,这在当时宫廷诸项艺术品之中均有显著的表现,此青花折枝花果纹六方瓶即为一例。其一,在纹饰绘制方面和青花料的配制上都极力摹仿永宣时期的效果,重重点染刻意追求苍健深沉的宣青之美,彰显著当时社会摹古之风对宣窑的推崇。主题纹饰的各式祥花瑞果亦是以宣窑为范,略加化裁。其二,布局与纹饰选择融入西方风格,独特别致。器身六道棱线之上分别绘饰西洋巴罗克式卷草纹,上下呼应,与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回纹、如意头纹、万字纹完美地结合,使得每个棱面形成上小下大的两个开光,开光内绘各式折枝花果纹。开光周边的繁密装饰衬托着中心纹饰的独立,极见疏朗清新之气。西洋巴罗克式卷草纹乃是雍正青花御瓷开始流行使用的装饰题材,在乾隆初年仍然沿袭。弘历以其自身的审美取向将中西元素完美融合于瓷器中,成就了文化的交融与互通。

  方器与圆器之别不仅在于视觉、触觉的体验中,而更多在于其制作过程所体现出的工艺与技巧。制作工艺较圆器复杂,而烧造当中更易疵裂变形。明王世懋《窥天外乘》中记载:「盖窑器圆者,旋之立就,倏忽若神。独方物即至小,亦须手捻而成,最难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余皆置之无用。」拍品形为六方,尺寸硕大,是方器中少见之巨作,以恢弘之尺寸偕方正之形制,正是唐窑烧造技术水准高超的反映。

  此式青花花果纹六方瓶肇制于雍正一朝,流行于乾隆前期,目前所知雍正款者惟见法国国立吉美博物馆藏例,而本品绘饰风格和青花发色均流露出浓厚的雍正御窑遗风,其中肩部所绘的如意头纹为唐窑时期最具特色的边饰之一,如意头绘画饱满,中心留白一个圆眼,周边以点涂法烘托,使得纹饰的立体感增强,此为乾隆早期如意头纹饰的画法特征。除纹饰外,首都博物馆所藏的乾隆粉彩镂空六方瓶造型与之相同,档案明确记载的唐窑镂空作品生产时间都在乾隆七年至九年之间,故此式青花六方瓶出现时间应该在乾隆早期的数年里,乾隆中后期就不再生产。

  拍品为欧洲Vassy城堡旧藏。Vassy城堡位于法国诺曼底,原由Vassy家族在1613年到1620年间建造,规模宏大震撼,其内藏宝众多,更不乏各国艺术品,本品即为其一。此式六方瓶除青花外,另有粉彩镂空、仿汝、冬青、天蓝诸般颜色釉品种,均为空前绝后之名品。香港苏富比于2011年拍出一支乾隆青花折枝花果纹六方瓶,与拍品相比尺寸、纹饰、器型均相同,以1746万港币成交,可资比较。而青釉镂空例可见香港苏富比2005年春拍,一件乾隆外粉青釉浮雕芭蕉叶镂空缠枝花卉纹内青花六方套瓶,亦属此类器形,以港币4492万天价落槌,亦可参考对比。

  拍品造型独特,由六瓶紧密相连而成,每支小瓶均敞口,长颈部各有凸起弦纹一道,圆肩,弧腹下垂,圈足。整器俯视宛如梅花盛开状,中间瓶高耸如花蕊,外周五瓶拱卫似花瓣,内腹相通,造型新颖,于典雅氛围中巧现其思。通体施粉青釉,釉面均匀凝润,色泽淡雅清丽。中间一瓶底落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更添古意。

  拍场所见此式六孔瓶尺寸大多较小,惟拍品与乾隆朝同类品相比不但体积大,且传世稀少,凸显秀丽端庄之气韵。此外,肩部以下瓶腹连通,且外周五瓶形制如一,此式器制作难度极高,是代表乾隆朝制瓷工艺水准和新颖设计的独特佳作,制作考究,更显其珍。

  联瓶器形首创于雍正年间,盛兴于乾隆时期,而六孔瓶更多见于乾隆官窑制器。查清宫档案可知此类器形多施茶叶末、各式青釉等,亦有青花缠枝莲品种,正如其中记载:「乾隆三年五月初六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交……厂官釉六孔瓶一件、月白釉六孔瓶一件……传旨着将……交与唐英照此釉水烧造另改花样……其余八样(六孔瓶在内)照样烧造……钦此。」又如「乾隆六年十月初八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等交……冬青釉六孔瓶一件,传旨将……各式磁器等俱配座……于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司库刘山久、白世秀将配得紫檀木座冬青釉六孔瓶一件持进……」「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一日,收董诰官釉六孔花插一件」。

  本品先后由纽约收藏家Edmund Rathbone Bacon、荷兰收藏家Robert May、伦敦古董商John Sparks Ltd.递藏,当其被藏荷兰时更曾展览 于阿姆斯特丹皇家博物馆(即荷兰国立博物馆),后2012年由纽约苏富比举槌,以57.25万美金成交。

  此类器传世品较少,拍场可见绘有纹饰者两件,分别于1996年9月18日纽约苏富比,1996年11月香港苏富比拍出;天蓝釉一例可见南京博物馆馆藏,著录 于《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中;同样施青釉一例可见于《天民楼藏瓷》图14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茶叶末釉六联瓶一件,与拍品形制相类且尺寸相近,诸例均可资比较。

  《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南京博物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页326;

  本品唇口、束颈、垂腹、高圈足,颈两侧对称置长方形贯耳。器身内外和足内均施仿哥釉,釉层较厚,釉面满布黑色开片纹,足端施黑色釉,以摹「紫口铁足」之貌。双耳处一周雕刻仿青铜器饕餮纹,并施深棕色釉,其下出一周凸弦纹。足圈外撇,足底规整,施黑色釉。外底施青花篆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款。

  雍正一朝瓷艺精进,御窑厂集历代名品之大成,所出之仿古颜色釉,斑斓多彩,成就空前绝后,这一切与胤禛的喜好情趣密切攸关,其对宋器的钟情源于独特的传统文人情怀,以宋人审美为自身品味追求的典范。因自身特有的际遇铸就出高雅而恬淡的艺术品味。雍正皇帝在摹古之中深深融入自身的审美要求与对古物本身的理解,所得摹作乃经其亲自化裁而成,自然流露出浓厚的赵宋遗韵。胤禛的感悟和追求最终得以实现有赖于当时唐英榷陶下的御窑厂。彼时唐英秉承圣旨悉心烧造,尤其在仿古方面,超越前代,独步一时。他按照胤禛发来内府典藏的宋官旧物,对照临摹,以求胎釉、气韵之一致。其中对哥窑之摹造尤为精绝,颇为胤禛所钟情。雍正十三年乙卯冬月,唐英在其研陶心得——《陶成纪事碑》中记「兹举其仿古、采今,宜于大小盘、碗、盅、碟、瓶、罍、尊、彝,岁例贡御者五十七种,开列于后以志大概。……一仿铁骨哥釉,有米、粉青二种,具仿内发宋器色泽。」于此将「铁骨哥釉」列于诸类仿古色釉之第二位,仅次于官釉,可见君臣二人对其重视程度之高。本品之釉色应属前述铁骨哥釉者。古拙而硬朗,双耳处一周雕刻深棕色釉仿青铜器饕餮纹饰,使得造型上起伏变化,点睛之妙。对宋哥器物的形制来源 与审美感受,明人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上卷•「论官哥窑器」作如是评述:「论制如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周贯耳壶、汉耳环壶、父己尊、祖丁尊,皆法古图式进呈物也。」、「故余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顿令腹饱。」胤禛深谙其妙,特别强调造型之美,追求朴拙之意。故本品釉古雅厚润,纹片舒朗自然,颇具旧迹。雍正一朝与本品相同者见故宫博物院珍藏清雍正仿哥釉贯耳穿带扁方壶高为47.5厘米,于2017年12月故宫博物院延禧宫配殿展出。并出版《哥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哥窑瓷器荟萃》2017年,页280,图137。颈部同样以深棕色釉仿青铜器饕餮纹饰装饰,工艺手法一致。细微区别在圈足外墙两侧多两个方形穿带孔。另一同饰而异形者见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仿哥釉古铜纹方尊,展于2009年台北故宫「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肩部同样以饕餮纹一周作衬。此特色为雍正高级御瓷的一贯风格,同时每一品类制作数量极为有限,甚至只有孤品一件亦不足为奇,本品亦是仿哥釉的代表作之一。其取法宋哥,古雅隽美,色古而宝光内蕴,质朴而莹润凝厚,以达气韵神髓相似之境,体现了雍正瓷器工艺绝古烁今的艺术成就。

  拍品于1959年购于John Sparks Ltd.,其是二十世纪伦敦最著名的古董商之一,于1890年开始经营日本艺术品,1901年后经营中国艺术品,玛丽亚女王、大维德基金会和仇炎之都是其客户。1915年在纽约开设分店跨国经营。它是可以直接从上海进口中国文物艺术品的著名公司之一,1920年常派出代表在上海、北京等地收购藏品,之后由其后代经营到1970年转手他人,1992年停业。

  John Sparks作为古董商其壮大无法脱离上游所供,Ton-Ying公司是当时古董界最具权威与财力的商号之一,其规模罕有人能与之匹敌,John Sparks即为其重要客户,不少收藏皆购自于此。如2017年北京拍卖会一对雍正墨地绿彩花卉草虫纹盘即为John Sparks于Ton-Ying & Co.所购,终以805万人民币成交,以证Ton-Ying所藏品质之精。Ton-Ying公司与卢芹斋所创C.T.Loo & Co.及山中商会堪称20世纪初欧亚美亚洲文物热的三驾马车,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页234,图II-60

  《哥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哥窑瓷器荟萃》2017年,页280,图137

  《玫茵堂中国陶瓷》,康蕊君,伦敦,1994-2010年,卷四,编号1793

  《玫茵堂中国陶瓷》,康蕊君,伦敦,1994-2010年,卷四,编号1793

  纸槌瓶瓶形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西元九至十世纪。台北故宫博物院瓷器部部长蔡玫芬于1966年所著《论「定州百瓷器有芝不堪用」句的真确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一文中提出推测:纸槌瓶的原型为当时伊朗及埃及的玻璃工艺,其流行于九到十二世纪间。关于此类瓶器的用途,Stefano Carboni猜测为伊朗泥沙布林特的装油或盛酒器,而也有学者认为其与宋代宫廷使用西亚贡入蔷薇水的传统密不可分。《铁围山丛谈》记载:「政和四年……并奉承俱入内藏库……大食国蔷薇水虽贮于玻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洒着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宋史·大食传》记:「来献蔷薇水二十琉璃瓶」,玻璃纸槌瓶极有可能为诸记载中所言琉璃瓶之一。此外,北宋初年东南亚沉船出土了不少纸槌瓶残器,故猜测海运应为纸槌瓶传入东亚的管道之一。而从中国境内出土的器物可辨,玻璃纸槌瓶最晚于十一世纪初便已进入辽国境内。北宋后琉璃纸槌瓶逐渐被取型用于瓷器烧制,而以瓷器仿制玻璃器的记载可见于《新校本北史·列传》卷九十:「何稠字桂林,……善琢玉。稠年十余……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时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错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自此,纸槌瓶成为一种仿西亚玻璃器而来的中国器物类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陶瓷纸槌瓶为北宋汝窑所出,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即藏两件个中精品——北宋汝窑青釉纸槌瓶和北宋汝窑青釉奉华纸槌瓶。其形制类似,皆圆口微侈,细长颈,斜宽肩,上丰下敛腹,卧足。薄胎上满施淡灰蓝色釉,釉薄处可见香灰色胎,底部更刻有乾隆御制诗,以证此器流传至清益得珍爱。

  时至元明,对纸槌瓶的摹制与烧造依旧,而其也由最初的盛装器逐渐演化为花事用具,文人气息渐浓。此举亦可见于诸文献,明代高濂于《瓶花三说》中记载:「(书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哥胆瓶、纸槌瓶、鹅颈瓶……具可插花。」明代学者张谦德也在《瓶花谱》中提到纸槌瓶可用于书房中插花,为书室妙品。

  清帝好古之风尤盛,其中属雍正时期摹烧最得宋器遗韵,不事雕琢,素净逸然,一如拍品所呈,文雅安宁。胤禛对瓷器造型、图案、色彩各方面要求都很高,所有御制瓷器须经御制图样和御批审定方可烧造,最直接的就是要求器出有样,所谓「内廷恭造式样」,拿古器实物作参照样本,这在《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有多处记载。而唐英成书于雍正十三年的《陶成纪事碑》中所列的五十七种岁例贡御釉水,大凡仿古种类,都特加注明「仿内发宋器色泽」、「仿内发旧器」等。如仿哥釉一条,「一仿铁骨哥釉,有米色、粉青二种,俱仿内发旧器色泽」。至乾隆时期,纸槌瓶之仿烧与装饰则更具本朝特色,如以画珐琅工艺装饰,又如仿明代形制并放大尺寸等,相关烧造记录可在清档中窥得一二:「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交:……哥釉收小八方双管瓶一件,哥釉四喜瓶一件,哥釉太极纸槌瓶一件……传旨:交与烧造磁器处唐英,……俱照样烧造送来。烧造完时再将交出原磁器缴回,仍交磁器库。此磁器内有大器皿应画样带去,其小磁器皿俱各带。钦此」又如「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交玻璃胎画珐琅西番(花)渣斗一件……玻璃胎画珐琅喜相逢诗意纸槌瓶一件……传旨:俱配楠木匣盛装,盖上刻字。钦此。」以及(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交宣窑青花有耳盖碗一件……宣窑青花放大纸槌瓶一件……」

  代代相传,冉冉化裁,纸槌瓶跨越宋、元、明、清,如文人衣袂飘香,款款而来。

  拍品形制、釉色均仿自宋瓷,形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两件极为相似,盘口,直颈,折肩,直腹下微敛,式样雅致,颇具古风。通体施仿哥釉,其上「金丝铁线」古意盎然,韵致非凡。唐英《陶成纪事碑记》中所载「一仿铁骨哥釉,有米色、粉青两种。俱仿内发旧器色泽」,其中「铁骨哥釉」即为此例。不施复杂曲折的设计,简约质朴中透着「静为依归」的寂寥。底落「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更添意蕴。

  此瓶为The Ralph M. Chait Galleries旧藏,美国纽约一家由家族经营的艺廊,专营中国古董艺术品,由Ralph M. Chait于1909年创建,目前该店为其子Allan Chait掌管,其客户面极广,包括艺术家、政治人物、学者、不乏收藏界知名人士,诸如爱德华·索南斯肯、耶鲁·尼兰,之后又增加到总统赫伯特·胡佛在内的政商名流。此后该瓶由玫茵堂递藏,著录 于《玫茵堂中国陶瓷》卷四中。玫茵堂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誉为「当今最重要的古董收藏之一」,其收藏是瑞士Stephen Zuellig与其弟Gilbert两人60年的珍藏,玫茵堂之名是该兄弟瑞士家乡Meienberg的谐音,其意为「玫瑰花丛中的殿堂」,其收藏注重作品的珍稀程度、纹饰的品质以及作品的品相,所藏古董器物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迄清代,珍品繁多。

  纵观拍场,2008年香港苏富比曾以6752万港币拍出一件南宋官窑粉青釉纸槌瓶,与本品形制亦相类,其延续北宋纸槌瓶之形,为当时官窑之中独树一帜的存在。底刻「玉津园」以示该器为宋高宗于临安宫之收藏,且为南宋官窑最早期的制器之一。与拍品相比仅尺寸略大,釉色相异,可资比较。此外,2010年香港苏富比「彩华腾瑞——戴润斋清宫御瓷藏珍」专场所拍乾隆御制珐琅彩「祥云瑞蝠」开光式「四季花卉」图纸槌瓶估价6千万港币,终以天价1.4亿港币落槌,实为拍场上清代纸槌瓶之佼佼者。该器一改纸槌瓶传统的直腹,代之以饱满的鼓腹,外壁以珐琅彩纹饰满布,足见当朝审美特征与创新意识。

  历朝争相传颂,拍场高价屡现,纸槌瓶以其简约而具意味之美为世人视作瑰宝,以美为名,传承延续。

  本品系出名门,为戴润斋先生初赴英国所获西方重要收藏家阿尔弗雷德・克拉克夫人(Mrs. Alfred Clark)11件藏品之一。1953年春天,于3月24日伦敦苏富比举办的阿尔弗雷德・克拉克夫人(Mrs. Alfred Clark)明代陶瓷珍藏拍卖中,一举拍下包括本拍品在内的11件拍品。

  此件清康熙釉里红福禄连绵葫芦瓶,拟取天然葫芦之形态,小直口,束腰,双球腹,平底,沙底无釉露胎,仿明初器物砂底特制。胎釉结合致密,釉面洁白,质地匀净,釉质肥厚,莹润如玉。通体以釉里红铜红料绘缠枝藤蔓葫芦花果纹,枝蔓萦绕勾连,纹饰饱满清晰,线条简洁流畅,布局疏密得当。

  釉里红创烧于元代,在当时多为色块点缀,极少具象成图案。至洪武时期,虽开始使用釉里红直接描绘画面,但釉下铜红在高温中发色极不稳定,对窑室还原气氛要求甚高,所绘纹饰欲鲜艳则晕散,欲清晰则灰暗,难以控制,佳作难觅。直至永宣时期,才可烧出发色稳定呈色上佳的釉里红器,形成了釉里红烧制的第一个高峰,但产品极少。清初康熙官窑制度的恢复,使得釉里红烧制工艺水准直追宣德,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体型硕大的卷缸还是小巧玲珑的案头文房,对釉里红发色的控制都炉火纯青。本件釉里红葫芦瓶虽无款识,但从其工艺水准可推断,其应为康熙一朝早期官器,为此类器物之佳作。

  此葫芦花果藤蔓纹饰的葫芦瓶有见以釉里红及青花烧制、且多绘工柔美雅致,近似明初装饰风格,故断代上时见议论。或与清代康熙时期督窑官郎廷极仿烧前朝器物极为成功有关。与郎廷极同时期人许谨斋曾有《戏赠叶生》诗曰:「新来陶器仿前朝,混入成宣价更高。占断江南有开府,熊窑端不及郎窑。」而曾任康熙时期江西按察使的刘廷玑,亦在其所著《在园杂志》「朗窑」条中称:「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釉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 拍品釉色青白,釉里红发色浓重,砂底等年代特征均与明代早期器物颇为相似,与史料记载郎窑作品相符,为郎窑仿烧明初之作品。

  戴润斋先生,二十世纪著名中国艺术品、收藏家。1930年代,于上海开设个人古董店。1949年4月,南迁香港,1950年,移居美国。震动欧美,其后在1960 和70年代,成为战后中国古董艺术界中最知名的古董商人。1982年,戴先生成立了戴润斋基金会,资助医学院学生及相关医学研究与美国红十字会等许多相关的慈善机构。

  比较一件极为近似但断为明代之葫芦瓶、属仇焱之旧藏,收录于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中国名陶百选展》(高岛屋百货店,大阪,1961年,编号63),另一件大英博物馆藏中国明代陶瓷宣德器(图4-18)收录于Jessica Harrison-Hall,Ming Ceramics in theBritish Museum(伦敦,2001年,编号4:18)。

  观音瓶口沿外撇,长直颈,丰肩,斜弧腹,内凹圈足微外撇,瓶体修长,线条流畅,给人以亭亭玉立之感。通体施天蓝釉,釉面细腻凝润,色泽沉然静谧,观之心旷神怡,气韵清雅。底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古朴秀雅,更添神韵。

  此瓶以形之美、色之纯而臻,观音瓶本为康雍时所流行,于乾隆年间少见,此外其色天蓝,仿宋汝窑之「雨过天青」,为乾隆摹制宋瓷美学之典范。天蓝色,化裁于宋柴、汝,宋人孝天敬地,文品殊绝,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以天青为至尊至贵之色。至柴、汝之后,绝于世间,后经五百载,未遇盛世,则此色不复出矣。康熙末年天蓝复现,乃政治清明、盛世再现之征兆。其釉色浅而发蓝,通透纯净,似天青,故名「月白釉」或「天蓝釉」,属单色釉名品,为景德镇御瓷专用色。发展至雍正,其技术在前朝基础上愈加纯熟。此后渐趋断绝,且其数量极少,相比其他颜色釉可谓凤毛麟角。

  拍品为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旧藏,购自Eskenazi Ltd.,编号EK63,后于2000年上拍于香港佳士得,传承有序。

  器形隽雅高贵,釉面素洁温润,于穆穆之中透出一股尊贵典雅之气。甚得天然意趣,线条舒展柔美,富有韵律感,与天蓝一色结合宛如天成。更有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收藏记录为其增色,是不可多得之佳器。

  拍品直口,短颈,颈、肩处饰对称绶带耳,扁圆腹,椭圆形圈足。通体以青花绘朵云与海水江崖,以釉里红绘正面龙戏珠纹。青花与釉里红颜色鲜艳,尤其青花所绘云纹深浅层次清晰,浓淡有致,所绘红龙为五爪,青花点睛,龙身雄健壮硕,爪牙锋利,富有生气,在满瓶云纹的衬托下更具气势。

  本品瓶型仿永乐时期造型,清宫称其为「马挂瓶」,为乾隆帝钟情之式样。乾隆皇帝十分关注釉里红器的烧造,早年多番督促凝聚而成。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曾有「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再将小些宝月瓶、马挂瓶各样釉水花样烧造」等记载,乾隆三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清档·记事》记录,十月二十九日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传旨:「釉里红龙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烧造……」。乾隆四年又谕旨釉里红颜色务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参见《唐英奏折》第六十二号)。于短短两年间就此下发两次专谕,乾隆皇帝对釉里红的烧造算是费煞心思。可见是官唐英奉旨精心烧造的贡御之作,至为珍贵。

  青花釉里红,是将青、红两种釉下彩绘于同一器物上的装饰。从烧成技术上看,要得到好的釉里红和青花颜色,各自都需要在特定的烧成制度下进行。要将两种颜料在统一的烧成制度下烧成,必须寻找在同一制度下烧成的釉里红配方和青花配方,因此成功率极低。清康熙年间烧制成功了失传已久的釉里红,其呈色较为稳定。到雍正期间,色调鲜红的釉里红,显色稳定精美;所绘制的图案,烧制后线条清晰,到了乾隆时期,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见本品釉里红发色是乾隆时期釉里的成熟之作。其整体造型美观,浑厚凝重,色彩淡雅纯正,为清宫中陈设之佳品。在清宫日常生活中,亦属上品花器,供插花之用,一如清宫旧藏《嘉庆行乐图》所绘釉里红扁壶,置于庭院案桌之上,插以春花二枝,逸致毕现。与本品相同者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页233,图213;《徐氏艺术馆·陶瓷IV·清代》图84,徐氏艺术馆。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页233,图213,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

  《玫茵堂中国陶瓷》,康蕊君,伦敦,1994-2010年,卷4(Ⅱ),353页,图1804

  器硕大,深弧壁,撇口,圈足。器内无纹,碗外雕饰折枝四时花卉,牡丹、莲花、芙蓉、翠菊、茶花、桃花,皆自圈足而出,上方间隙则添饰桃、荔枝、石榴及佛手。其雕工流畅俐落,细致入微。通体及足内满施粉青釉,色泽匀净莹润。底署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颜色釉瓷是众多品种中,种类、釉色尤为丰富者,清乾隆时期的《南窑笔记》关于制釉工艺记载:「夫釉水配法,非有书传,亦无定则,法多配试,自有独得之妙。五金八石,皆可配入。色之诡怪,奇异不一,而足千变万化,俱成文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古代陶工取天然原料,经火力炼造,使得釉色天然所成,以其本色之美,展现釉之天姿,表现出其「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精神内涵,富有天然韵致,体现了陶瓷艺术的真谛。清代色釉瓷在继承明代的基础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推陈出新,创烧品种繁多。乾隆时期其色釉瓷的生产更是精益求精。邵蛰民撰《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评价有「其制作之巧妙,彩色之艳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本品端庄的造型、精致的纹饰与温润似玉的粉青釉浑然一体,显示出乾隆朝高超的烧瓷技艺,体现出美观与实用的完美结合,达到了「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艺术境界,为乾隆时期精品。

  拍品最早为徐展堂静观堂收藏,并著录 于《徐氏艺术馆》、《徐氏艺术馆·陶瓷篇Ⅳ·清代》。1996年由香港佳士得举槌,此后被Eskenazi收入麾下,后又传至玫茵堂,并录于《玫茵堂中国陶瓷》中,直至2012年香港苏富比「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之四」专场拍出,此后又为张宗宪所藏至今。拍品来源 清晰,皆为名家递藏,足可见其珍。

  香港苏富比2012年10月9日,「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之四」专场,LOT 33

  《玫茵堂中国陶瓷》,康蕊君,伦敦,1994-2010年,卷4(Ⅱ),353页,图1804

  拍品以宋汝为范,化裁而成,造型隽秀。呈椭圆形,侈口,深壁,平底外缘多出一圈窄边,下接四云头形足。通体施天青釉,釉汁肥厚,莹润如脂,外底面留有六枚支烧痕。底心青花书「乾隆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字体隽秀,书写工整。

  宋代五大名窑格调高华,历来为后世追捧,其中尤以汝窑青瓷淡雅含蓄的风格最受称颂,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均仿制汝窑器,以雍干两朝为佳,而仿猫食盆并落本朝官款御窑制器目前则仅见乾隆朝。足以见乾隆皇帝对此一品种的喜爱及重视,以至于发出「净水宜盆手,饲猫真不当」之感慨。

  关于猫食盆的记载并不鲜见,诸如唐英所作《陶成纪事碑》中即有「仿铜骨无纹汝釉,仿宋猫食盆」之言;原贴于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内围屏,后因雍正极为喜爱故藏入紫禁城的《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博古幽思轴》中,女子身后博古架上便陈设一猫食盆;而细阅清宫档案,关于猫食盆之记载更是贯穿乾隆帝在位的数十年间,相关摘选如下:

  「(乾隆三年)九月初四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汝釉猫食盆一件(随象牙茜红座楠木瓖玻璃匣一件玻璃有破处),传旨:楠木匣上另换玻璃,象牙座内安磁青纸折子、签子写博古格小字,写雍正已酉集成钦此。」

  「(乾隆十年)五月初一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汝釉猫食盆一件(随嵌红牙座,一面玻璃楠木匣子),传旨:将猫食盆另配一紫檀木座落矮些,足子下深些,座内安抽屉,再将此牙座照猫盆样款颜色大小烫一合牌,着色样发给江西唐英烧造一件送来,钦此。于本月初十日,司库白世秀将汝釉猫食盆着色木样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交江西烧造,钦此。于八月十一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汝釉猫食盆一件配得紫檀木钩金座,座内安得抽屉盛磁青纸折,随一面玻璃楠木匣持进,安在博古格内讫。」

  「(乾隆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多宝格着改槅断配装猫食盆、汉玉璧,钦此。」

  「(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汝窑瓖铜口猫食盆一件,传旨着照多宝格样按此古玩大小配合集锦空做紫檀木阁一件。」

  「(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汝窑镶铜口猫食盆一件(随手卷二卷),传旨:着照多宝格样款按此古玩大小配合集锦空做紫檀木格一件。于本月十七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猫食盆座、葵花洗座俱各刻字或填金。」

  「(乾隆十一年)闰三月二十五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汝窑猫食盆一件(随紫檀木勾金有抽屉座瓷青纸折子一面玻璃楠木匣)、汝窑猫食盆一件(随座一面玻璃楠木匣)、汉玉双耳杯一对(随香盘),传旨将汝窑猫食盆照有抽屉折子猫食盆的座子一样配做紫檀木钩金矮些座,将汉玉双喜耳杯随盘装入在此,配座猫食盆匣内上层将玻璃匣做假槅断安上……俱先做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于本月十六日司库白世秀将做得汝窑猫食盆座样,汉玉双耳杯槅断并一面玻璃楠木匣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猫食盆座子落矮一分,匣内汉玉杯槅断往上起一分,钦此。于五月十九日司库白世秀将汝窑猫食盆一件随勾金木座瓷青纸折子,一面玻璃匣。汝窑猫食盆一件,配得勾金木座瓷青纸折子,一面玻璃匣,安得假槅断,将汉玉双耳杯一对装入在匣内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汝釉猫食盆一件…传旨俱各配做楠木座子……」

  「(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催长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汝窑猫食盆一件(随木座内装册页一册),传旨着镶口,钦此。于本月初十日,催长四德、五德将汝窑猫食盆一件欲镶金口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镶薄些铜口烧古,钦此。」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官釉猫食盆一件(随座),传旨着照多宝格内猫食盆座一样配座,座内装册页,先呈样,钦此。于十九日…将管哟猫食盆一件配得合牌座样册页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座子照样准做,册页样交懋勤殿,钦此。于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将观釉猫食盆一件配得拉道填金座一件并换下紫檀木座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猫食盆交景阳宫换下旧座做材料用,钦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员外郎四德五德来说太监厄勒里交官窑猫食盆一件(底贴御题头本文),传旨将猫食盆照宁寿宫猫食盆座一样配座,钦此。于四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将官窑猫食盆一件配得有抽屉座样内盛册页样册持进呈览,奉旨座子照样准做册页样交懋勤殿,钦此。」

  唐窑为中国陶瓷史上一段永不落幕的传奇,其仿古采今,备诸巧妙,所出瓷器皆为「泥形土质都成金石之声,锦地花纹并带云霞之色」,技艺之精湛独步有清一代。《景德镇陶录》赞曰:「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器皿则白壤,而埴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 唐窑,为雍干之际唐英榷陶珠山所烧造瓷器之概称,《清史稿·唐英传》载「英所造者,世称唐窑」。

  唐英,字俊公,自号蜗寄老人、陶成居士,关东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雍正六年奉使景德镇御厂,佐理窑务,充驻厂协理官;乾隆元年奉命停止窑工出使淮安关。二年又奉命复办陶务,以淮安关使并兼领陶务。唐英一生事迹除供奉内廷便与窑务相始终,先后榷陶二十八年之久,以「陶人」自居,日夜竭心求索和致力「陶之业,陶之人,以迄陶中所有之事」,为景德镇御窑厂历史中,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著者。

  唐窑之物可分三类:一为供御瓷器,每年由唐英督烧监造上供御用。一为唐英敬奉庙宇之供器,以表虔诚之心。一为唐英自用或馈赠亲友之作,多见文房器皿,如笔筒、水盂,喜以诗文、印章入饰,署款唐英斋室名号,常见为「陶铸」、「隽公」、「蜗寄居士」、「古柏堂」等,本品即为当中的一款,文雅而精巧,借此可鉴唐英之文人性情与意趣。

  此笔筒造型端庄,胎釉精良,外壁以墨彩绘云龙三现图。画中苍龙翻腾于云雾之间,俯首下探,口吐海水,气势磅礴。其鬃髪横批,双睛怒张,身躯矫健有力,五爪锋利无比,视之威风凛凛。整幅画面极富动感,张弛有度,扣人心弦,风格凌厉恢弘,虽为瓷胎彩绘,却有不输水墨国画之造诣,画意直透瓷胎,酣畅淋漓,此等艺术水准为有清一代制瓷业所罕见。其画借鉴南宋画龙名家陈容之技法,以「一身三显」描绘龙身四段及背鳍、龙爪等,工致精细,毫芒毕现,再以墨彩烘染云层,层次渐变,若有若无,如聚如散,体现出唐英深谙中国水墨绘画技巧之运用,驾轻就熟地挥毫发墨于细腻光滑的釉面上。画面空隙处墨书行楷七律诗:「指日春雷震太空,甲鳞头角动英雄;乘云带雨飞千里,吸雾呼风上九重。掷杖葛陂仙法大,点睛僧壁巧人同;恩波挑浪溶溶暖,一任遨游四海中。蜗寄唐英并题。」下钤「唐英之印」抹红白文章和「隽公」阳文篆章,引首为「玉音」朱文长方章。

  本品是为唐英自书、自画、自制的文房雅器,融汇其制瓷技术与绘画、书法功力于一体,成为唐窑最具特色的艺术典范,彰显出浓郁的文人气息。唐英富具艺术才华,除了设计与创作瓷器以外,对诗词、戏剧、书画均有造诣,只是为榷陶盛名所掩,不为人知。与唐英一样出身、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高斌为《陶人心语》所写序言中说道:「唐俊公先生自少与予同侍内廷,长予一岁,顾先生之书画,法皆臻绝妙,又能诗善属文,才情掞发,声望卓然。」据叶氏《再续印人小传》称:「唐英,工宋人山水人物,能书,诗有清思,榷两淮、九江,珠山昌水见之笔墨者为多。曾主官窑事,制器甚精,今称唐窑,尝亲制书、画、诗,付窑陶成屏对,尤为奇绝。」

  唐英擅长书法与绘画,平生尤喜作墨龙画,朋友中来求画墨龙者甚多。这在唐英的诗文记述中多有反映,前后曾赋诗七首皆涉及画龙一事,例如《陶人心语》卷五·五言绝句《偶画墨龙并缀小诗》、《题画龙赠九峰僧》,七言绝句《画龙寄钱集斋通政》。今日虽不见唐英所绘墨龙书画实物,但可以肯定其水准绝非平庸,正因为具有如此高超的功底,唐英将其别出心裁移至瓷胎之上绘画,并非难事,故以墨龙入饰瓷器是为唐英之首创,由此足见其对墨龙画厚爱之深。

  书法一项,唐英四体兼善,时下所知有其多幅翰墨传世,不光喜爱纸帛上挥毫,更擅长以其书法入饰瓷器,文雅别致,洋溢书卷气息。例如本品所具诗文书法,神采奕奕,行笔遒劲洒脱,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唐英行书立轴 」一致,可鉴摹写水准极高,神韵与真迹无异。

  本品所书之七律诗,唐英《古柏堂杂着》有载,后注「旧人诗」,可知并非唐英自己的诗作,乃是前人所遗。举凡所见唐英墨彩云龙器皿,如有诗文相饰,必录该诗,可知唐英对其颇为欣赏。诗中「掷杖葛陂」 化自「掷杖成龙」的典故,《后汉书·方术列传》载:费长房随悬壶老翁学方术,辞归时「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顷刻至矣。至当以杖投葛陂中。』长房乘杖须臾来归。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龙也。」而「点睛僧壁」典出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张僧繇》:「张僧繇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于壁,不点睛。每曰:「点之即飞去。」人以为诞,因点其一。须臾,雷电破壁,一龙乘云上天,未点睛者皆在。诗中借此二典故正是赞叹画者绘龙技法高超,一如仙法所致。检视当今所存唐窑私物,与本品所绘主题和诗文一致者仅见二例,分别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典藏的乾隆 墨彩云龙纹笔筒和原中国文物总店收藏的乾隆「陶铸」款墨彩云龙纹题句天球瓶,前者著录 于林业强先生《台阁佳器》图版14,后者则见于《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明清彩瓷和颜色釉》页178,图76。此三者无论绘画和书法风格皆可肯定当出自同一人之手。

  本品另一瞩目之处体现为:无论是署款还是钤章,皆展现出唐窑私物最正式、最典型的面貌,此为其它二款唐英墨彩云龙作品所不及,在唐窑私物之中亦属罕见。原中国文物总店所藏者无署款,仅钤「陶铸」红彩篆章,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者虽然署款与本品无异,然仅钤「陶」字篆章。而本品与唐英的书画作品一样,署款、钤章皆交代得非常清晰,严格遵守中国书画特有的程式而直接复制于瓷胎上,由此更加明确揭示唐英书画作品与陶艺作品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研究唐窑艺术渊源不可多得的例证。

  另外,唐英擅长使用闲章装饰自治瓷器,以达点睛之妙,而且前后使用数量丰富,多达数十种,但没有专门规律,似是信手拈来,其中「片月」与「翰墨」使用次数较多,「片月」往往作为引首章,与「翰墨」印前后呼应,但是它们只属于装饰性的闲章,不独唐英一人使用,同时期唐窑以外的瓷器亦见,「片月」更是在明末清初之际屡屡出现于文人写意类瓷器上,故不可凭此妄断归属。亦因为唐窑此番造器风格深得士人所喜爱,当时应不乏效仿之例,并署写相同之闲章,但不会使用唐窑之专用款名,故流传至今仍可见存在类似之作,我们只能称之为唐窑风格器物。本品之引首章则舍常见的「片月」不用,改钤「玉音」亦为仅见之例,堪为独特。

  本品所书的底款独具一格,亦为同类所不见,其结构的规整严谨程度一如官窑,但写法却有别于常见的底款,字体折迭堆曲,均匀对称,多有九迭篆之遗风,另外,「年制」二字写法与雍正御瓷篆款无异,由此可推断本品烧造时间距雍正一朝不远,应该就是在乾隆最初的几年里。纵观今日公私收藏,一致公认的唐窑自制笔筒,数量稀少,不过十二件,能流通者不及半数,而且品相多有瑕疵,若如本品,当为其中之翘楚,绝非虚言。笔筒虽小,可鉴人文。以陶人自称的唐英,为宫廷榷陶呕心沥血,每一件作品都闪现他对瓷器的无限挚爱,本品亦然,它承载了一代陶艺大师丰富的内心情感,折射出唐公过人的艺术造诣和清逸脱俗的审美品位,令文人之雅臻于无穷之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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