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史述:十字军圣战观念的发展

  今天小编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十字军历史,1097至1099年发生的种种事件确立了一个观念:十字军运动是一场朝圣之旅,但骑士可以在其中发挥他们作为武人的基本功能。十字军拥有繁复的仪轨:赎罪仪式程序和斋戒礼仪。让人惊叹的是,在每一次重要的行动之前,这些饥肠辘辘的战上们还必须要进行斋戒。这也让当时那些文士们颇感震惊,因为十字军仿佛在行军途中具有了准修道院的性质:俗世之人发下誓言踏上征途,于是在某段时间内他们取得了类似修道院圣职的身份,因为征途艰辛严酷,让他们像修道院中的僧侣一样遭受贫穷也被迫独身。与僧侣们一样,十字军战士是远离平凡俗世的“放逐者”。

  他们接受十字架,追随基督,因对上帝的爱而把妻子、孩子和土地抛在身后因对弟兄的爱而让自己的肉身暴露在极大的风险之下。与僧侣们一样,他们参加定期的群体祈祷活动,并恰如僧侣们经历了一趟前往耶路撒冷的“心灵”之旅,他们则以肉身实地前往耶路撒冷。有鉴于教会改革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整个教会都修道院化,这场十字军运动似乎最终让俗众们也达成了这一目标。确实,在言辞和意象上,人们异乎寻常地很快就转而用通常与隐修主义相关的一切来描述十字军圣战:基督的骑士,十字架之路,通往耶路撒冷天国之路,灵性之战。对十字军圣战的隐修式诠释虽不会持续太久,但却为教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点用以构筑自身的立场。

  以应对这种革命性的新战斗形式不可避免地将带来的诸多问题。因十字军圣战而变得突出的问题之一是控制力。教区神父们受命规范招募过程,任何想要接受十字架加入十字军的人都必须先到他们那里听取建议。但教区体系并不足以应对大规模的群众招募活动。在必要的情况下,主教们破为有责任确保人们履行誓言,但事实上几乎不可能判定,在第三波浪潮中履行了誓言的人们,到底是因为害怕开除教籍的威胁,还是因为因听到耶路撒冷解放的消息而不由自主地为自身未能践约感到羞愧。教皇使节团和教士们本应在十字军东征途中对情况做出一定程度的控制,但这些教士大多素质不高,而作为显贵的家族神父,他们也没有能力挑战或约束自己的雇主。

  教士们没能阻止1096年夏秋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也没能阻止1099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世俗王国。此外,我们在参加东征的俗众中也可以察觉到某种独立的态度。显然,与其说吸引他们的是对东方基督教弟兄之爱的某种表达,还不如说是为了占领圣墓这处神圣的遗迹。而且,教皇也没办法让他们相信,那些在践约之前就已经逝去的人也能享受到罪责的赦免。1100年接受十字架参加十字军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近亲在第二波浪潮中还没抵达耶路撒冷就已经身亡,而他们希望能帮亲友完成救赎。迟至13世纪中叶,仍有若千虔诚者还在纠结于这个问题,而托马斯·阿奎那则试图解决他们的疑虑。

  十字军战士们在第二波浪潮中的种种灾难性经验,对人们发展出“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这一观念是非常关键的。在穿越小亚细亚后,他们似乎确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应归于上帝仁慈但严厉的控制。神圣遗物的发现,瞻仰在每个基督徒心中都早已相当熟悉的各处场所,以及夜空中偶然出现的霞光、流星、彗星等各种征兆。1120年前后迎来一个大规模的天体活跃期,而这些迹象大多为其前奏,都强化了这一观念。十字军战士们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么艰难。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成功地熬了过来。因此,除了是上帝曾施加干预之外,他们实在找不到其他令人满意的答案来解释这种状况。

  于是,在穿越小亚细亚的途中,十字军中的预言家们开始看到基督本人、天使们、圣徒们以及他们队伍中的亡者等各种显圣迹象,而他们的死也开始被视为殉道,这一切也都不足为奇了。1101年第三波浪潮的失败实际上反而强化了这一观念,因为人们提出,1097至1099年那种一涂地的经历比这次还惨。阿基坦的威廉及其同僚们经受的灾祸可以归结于他们自身过于奢靡、骄傲和罪孽深重,所以才会遭到上帝的审判。十字军东征是神启、神导的战斗,这种观念在十字军战士们所写的信件和见闻录中经常可以发现,但其表达是很粗略的,有时其论调也并非神学的。而完善的任务会由下一代的评论家们继续完成。

  从这方面看:在罗贝尔看来,十字军运动是自创世和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救赎人类以来最明显的显圣证据。在吉贝尔看来,十字军战士们比旧约里的以色列人等级还高。这些本笃会的评论家还把所有元素都牢牢地置入神学的背景之中,例如将殉道与对基督的爱联系起来。之前,十字军运动作为一场为基督而战的战斗的观念只是由十字军战士们自己粗略地进行了表达,而如今,在评论家的作品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神学上的阐述。然而还有很多东西是捉摸不定、难以名状的。十字军圣战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个世纪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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