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把《绿皮书》想简单了!

  荣获5项提名的《绿皮书》无疑是本届奥斯卡的一匹黑马。《绿皮书》(Green Book 2018)将背景设定在1962年,讲述的是黑人钢琴家唐·谢利与白人司机托尼从纽约出发一路向南进行巡演的故事。影片改编自真实故事,但就唐·谢利的同性恋身份,影片作了很大改动。

  事实上,唐·谢利曾与妻子珍有过短暂的婚姻。关于同性恋身份仅仅是流言,他本人并没有亲自承认。而影片设置了这样的桥段:一天夜里,唐在佐治亚州梅肯市的一间公共浴室内,在与一名白人男性发生关系的过程中被警方发现,警察将裸身的两人拷起,托尼赶到现场用贿赂警察的方式解救了两人。

  由此,笔者拟梳理六十年代影像中的黑人同性恋形象,对当今再次塑造黑人与同性恋的双重身份之形象形成对照。

  霍布斯鲍姆曾提出探索文化革命的最佳途径,是“从家庭与家庭关系入手,也就是从性别与家庭的角色结构上着眼”。50年代的美国,传统家庭关系逐渐瓦解,青春期一代的全体社会总动员催生了以追求自由主义、反叛精神、性解放的青年文化。牛仔裤与摇滚乐的流行,同性恋者公开身份,吸毒等青少年的反叛行为内在地向社会规范、传禁令所传达、认可、象征的人类伦理关系宣战。

  《无因的反抗》(Rebel Without a Cause,1955)正是将同性亚文化内在为家庭内部反叛的一个典型例子,好莱坞银幕上第一个同性恋青少年的形象由此诞生,同时这个青少年是以黑人的形象出现的。影片展现了三个出身富裕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少年吉姆(詹姆斯·迪恩[James·Dean])、柏拉图(塞尔·米尼奥[Sal·Mineo])和朱迪(娜塔莉·伍德[Natalie·Wood])在成长过程中的一系列反叛行为,折射出美国年轻一代经历的传统价值危机和由不可逾越的“代沟”导致的文化冲突。

  作为新好莱坞的代表电影,《无因的反抗》不仅试图冲破“海斯法典”的种种限制,更以十分克制的方式对美国清教传统发出了挑战。整体上,影片的核心虽然是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宽容和理解的敏感诉求,但在三个青少年的相互交往中,不难发现其中关于同性叙事的蛛丝马迹。

  首先,从柏拉图的名字便可知其中的同性隐喻,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自己与“男童”的爱恋毫不避讳,正如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二卷 快感的享用》中用谱系学的方法梳理了古希腊时期的性爱论,认为“男童”在当时是“快感的对象”,而对于崇尚精神恋爱的柏拉图来说,“爱情的对象应该是男童的灵魂,而不是他们的身体。”

  从影片开始三个青少年在警察局的场景中,柏拉图的目光始终率先投向吉姆,两人之间所相隔的玻璃窗的镜像意味不言而喻。另一个有趣的镜头是柏拉图的储物柜中贴着美国早期西部片影星艾伦·拉德的照片,在照片上方的镜子里,柏拉图透过镜子看到了在身后匆匆而过的吉姆。更不必说明吉姆在最后时刻劝说柏拉图过程中“枪”所映射的精神分析的隐喻。

  再从三人与家庭的对抗来看,吉姆的父亲懦弱,每当自己被称为 胆小鬼(chicken) 时——也就是当有人质疑他的阳刚之气时——他就会感到愤怒和无奈,强悍的母亲也可能构成吉姆男同性恋心理的成因。

  柏拉图带有诸多标签,如被霸凌的学生、父母缺席的孤独者、可能被看穿的同性身份、黑人,这都成为他渴望被关注、爱护的心理原因。而朱迪是一个对父亲充满迷恋,希望通过反叛引起父亲注意似乎有着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女孩。吉姆和朱迪试图成为柏拉图的“代理父母”——一个渴望拥有男子气概,一个渴望收获爱情。

  在文本之外,同样传递着相似的同性信息。《无因的反抗》的编剧斯图尔特·斯特恩在采访中透露:“我本来的意图不是要着重表现同性恋……如果今天(1995)我来写这部影片的话,我可能会让他被排斥,因为人们会骂他‘死基佬’,我会让他的孤独感来源于此。”

  此外,根据2005年《名利场》关于导演尼古拉斯·雷的一篇采访中, 导演知道迪恩的双性恋身份, 并鼓励他在表演中调动自己的情绪。诚然,影片对同性的表现方式是非常微妙的、不易察觉的。而柏拉图的扮演者米尼奥的同性恋者身份同样引起了人物和自身的双向互动。

  将同性恋的形象设定为黑人角色,或者反过来说,将黑人的形象设定为同性恋,其本身就携带着一种微妙的种族歧视色彩。黑人成为同性恋是可以被理解、被想象的,因为二者共同携带着歧视意味。

  当故事从黑夜走到清晨之际,柏拉图意外地倒在警察的枪口下——这是《海斯法典》下大多数同性恋角色唯一可以接受的结局,而离家而归的吉姆和朱迪代表着美国清教传统下的家庭价值体系的最终胜利。柏拉图虽然死去,但他身上的紧紧贴着关于种族、同性解放、自由主义的种种标签俨然成为标记六十年代美国文化革命的清晰轨迹,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反文化运动。

  六十年代是一个不缺乏偶像的年代,无论是民权运动领袖,还是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摇滚明星、电影明星都有着大批的追随者。他们之中不乏具有双重标签的偶像,而同性标签往往使他们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传记片《联合抵制》(Boycott 2001)表现的是由黑人妇女拒绝在公交车上让座给白人所引发的黑人联合抵制公交的行动。观众除了对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金充满敬意之外,对民权运动家贝阿德·拉斯丁(Bayard Rustin)也印象深刻。

  片中,贝阿德从纽约专程赶到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支持当地的民权运动。在遭到当地黑人怀疑的时刻,贝阿德向马丁自白道:“我是一个黑人,同时我是一个同性恋者。”贝阿德曾因公共性行为被捕,并且由于性取向不断遭到抨击,他只能转向幕后为民权运动领袖当顾问。贝阿德的隐形除了因为同性平权自身不是黑人民权问题的重点之外,马丁·路德·金与另一位黑人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不同,他坚守基督教信仰,企图用非暴力的形式对抗暴力,民权运动归根结底的最大动力来自于基督教世界所倡导的“爱”。

  那么,被基督教视为绝对禁忌与跗骨之蛆的同性恋情,显然是被牢牢掩盖、遮蔽、边缘的,难以触及的敏感地带,而黑人同性运动更是禁忌中的禁忌。事实上,当黑人民权运动、新运动、嬉皮士运动都在1968年达到高潮时,同性恋运动在1969年以后兴起,成为七十年代一系列平权运动的先声。

  此后,无论是夺得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月光男孩》(Moonlight2016)还是美国热门剧集《姿态》(pose 2018)等,对于黑人同性恋者的塑造可谓“正确+正确”。值得一提的是,《绿皮书》里频繁提及的美国六十年代摇滚歌手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也具有同性恋身份,并成为影片的一个注脚。

  同样地,今年大热的由美国好莱坞导演执导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也展现了英国摇滚乐队Queen主唱弗雷迪·莫库里的同志生活。然而弗雷迪拥有的东非帕西血统也使得本片在处理种族议题的时候显得意味深长。

  显然,黑人同性恋者已随着同性恋运动取得成就(如同志联盟规模壮大、去除同性恋污名、同性合法婚姻法案通过)等逐渐成为某种政治表达的修辞,或者说满足现代人猎奇心理的一种景观。

  《绿皮书》是一部公路片,延续了六十年代《逍遥骑士》和《邦尼和克莱德》的电影类型。笔者试图探究三段旅途的路线,从地理意义上把握美国六十年代的发展轨迹,将三部影片的路线图在谷歌地图上进行了标记,如图:

  纽约→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印第安纳州汉诺威→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北卡罗纳州罗利→佐治亚州梅肯→田纳西州孟菲斯→阿肯色州小石城→路易斯安纳州→密西西比州图珀洛→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纽约

  由图可见,三部影片路线的终点都在美国南部,《绿皮书》和《逍遥骑士》从东西海岸出发深入美国南部,《邦尼和克莱德》则集中在美国南部地区。有趣的是,我们知道黑人民权运动的阵地集中在美国南部,而同性恋运动则发生在美国东西海岸上的纽约和旧金山,也是两部影片的起点处,同性恋运动中最为著名的“石墙暴动”就发生在纽约。

  从主题来看,《逍遥骑士》和《邦尼和克莱德》虽触及了美国南部,却始终没有触及美国种族议题,全片甚至没有出现一个黑人面孔,六十年代两部公路片的先驱似乎有意地绕过种族话题,我们也找不到关于同性的表达。

  再看三部影片的终点:骑手们到达狂欢节欢愉之后却倍感人生虚无,当他们打道回府时却双双死在了卡车司机的双杆猎枪之下;邦尼和克莱在德州警察的追捕下,最终在俄克拉马州境内被双双击毙;而黑人钢琴家和白人司机在漫长的旅途之后回到纽约收获了家庭的温暖。无论是展现反传统、反道德还是反歧视,本质上都是六十年代青春文化的不同侧面,都是青少年文化心理的真切表达。

  《绿皮书》重走六十年代之路,从同性恋运动的中心走到黑人民权运动的腹地,从身份政治的认同到向传统家庭的回归。这背后昭然若揭的是美国主流价值观,黑人同性恋的身份只是“政治正确”的最恰当表达。

  当21世纪即将走向第二十个年头,叩访六十年代成为一种需要,因为六十年代的遗产已经成为可感知的事实,它直指着当下的现实——在家庭结构愈加被冲击,种族歧视仍然存在,平权运动仍在进行的今天,青春又将在何处安放。

  [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极端的年代[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2](法)福柯著,佘碧平译,《性经验史 第2卷 快感的享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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